Jackey's 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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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澳洲申请攻略phd(不用考gre)(gpa也不管)(富婆如云)

>发信人: datouwawa (datouwawa), 信区: Abroad
标 题: (转贴)澳洲申请攻略phd(不用考gre)(gpa也不管)(富婆如云)
发信站: 珞珈山水 (Sat Nov 28 01:34:42 2009), 站内

因为之前 VioletElegy 师兄的申请总结已经很详尽了,
我这里就以他的总结为蓝本查漏补缺一下

作者 wsybgws (武运昌隆), 信区: ExceptNA

标题 [澳洲申请攻略]

时间 北大未名站 (2008年03月23日22:06:57 星期天) , 站内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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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之前 VioletElegy 师兄的申请总结已经很详尽了,
我这里就以他的总结为蓝本查漏补缺一下

申请澳洲学校的步骤

1>.满足学校的语言要求,澳洲的学校一般托福雅思都承认,具体要求看各个学校网站,
但要注意一点,即使申请的时候可以用托福,最后签证还是需要雅思的成绩,要求为6
分,不
卡单项,所以拿着offer之后抽点时间看一下就可以考了.

2>. 查询学校,P大的学生就从G8里选择,看哪个学校的哪个系,有自己感兴趣的方
向,感兴
趣的导师,然后,发信陶瓷.
G8: 澳洲国立大学(ANU) 墨尔本大学(Unimelb) 悉尼大学(USYD) 新南威尔士大
(UNSW) 莫
那什大学(Monash) 昆士兰大学(UQ) 阿得莱得大学(Adelaide) 西澳大利亚大学

3>.陶瓷,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记住,申请PHD, 在没有陶瓷的情况下,成功率为0.
只有在套好教授,确定人家要你,并且你满足学校其他要求的情况下,你才能申请,不
然就是
给学校送申请费了……..

我的陶瓷方式:

找到感兴趣的教授,读他的paper,写出一篇research proposal,和CV一起寄
过去,教授如果对你感兴趣自然会给你回信.

VioletElegy的陶瓷方式:

跟教授套词时候,一般很难先写research proposal发过去
一般还是先大致描述一下自己背景,然后讲一下自己的背景跟教授的研究方向的相
似之处
最后的research proposal一般是在教授答应要了之后申请者自己写一个底稿,
然后教授帮助申请者修改之后完成

注意事项:如果申请之前,不认识对方的教授,最好不要轻易给华人教授发信,他们一
般自视
甚高,并且相当的装X.例如卧龙岗大学(UOW)的某华裔prof说本科生只有前XX名才能
申请,
研究生只有发表7篇SCI才能有奖学金啥啥的,然后我直接用中文发信骂回去了…

4>.奖学金,主要是和教授讨价还价,具体情况后面有讲

1. 什么样的人适合申澳洲?

据我所知, 北大似乎没有多少申澳洲的, 这与人们的一些偏见以及盲目虚荣跟风
申美国
的习俗有关,很多人想不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是澳洲基本上不给没
有研究
经历的本科生提供奖学金,对于本科生申请硕士博士来说,很难。不过现在澳洲教
授也愿
意招收一些有研究经历的本科生.所以,本科生直接申请PHD的时候,一定要着重强调
自己的
研究经历,比如我的CV中2/3 都在说自己的研究经历.

那么,什么样的人申澳洲比较划算呢?

(1) 在国内读的硕士, 有研究经历的本科生
(2) 有国际文章,尤其是GPA不高的人,申美国的话top20肯定没戏的人
(3) 比较注重生活质量,尤其是已经有家室,想全家到海外生活,拿绿卡的人
(4) 担心去美国找不到对象的单身理工科ws男
(5) 某一方向在澳洲有不错的研究小组, 比如 天文,生物医学,地质, 太阳能
电池,
高温超导..等等,有很多小组是拿过诺贝尔奖的尤其值得申请
(6) 不愿意考GRE的人
(7) 申请程序不同,先套词后申请,一般只申2-3所,省申请费,offer来的早,
12月份
就来
(8) PHD没有申请周期,全年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但大多数学校只有每年8月的一轮
奖学金
申请. 有的学校,比如UQ,奖学金也是全年申请的,只要有人withdraw了,其他人就能
接着申
.比如我是一月申二月拿着的.

针对以上几点分别简单解释如下:

(1) 澳洲并不像美英那么有钱来给本科生提供奖学金,所以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更加
注重你
的实际成果,你必须证明你已经在某一个方向入门了,上手了,这样他们才肯要
你,否则
他们没有耐心从一个本科生开始培养你。对于本科生来讲,gpa再高,如果没有论
文,一
般也很少有人要。所以GPA在系里20%–30%并且没文章的人是最亏的,前三名的人
肯定去
美国牛校, 本科生又很少有文章,所以对于本科生来讲的确很不划算。而对于研
究生来
说,澳洲承认国内的硕士,去读phD只需要3年,一般3.5年毕业。也就是说不需要
到美国
从头读五年,如果你能跟不错的组发好文章,那么很可能跟你一届的本科生去美国
的同学
还没毕业,你就已经能去他们学校做博士后或者faculty了。有文章的硕士生再加
上北大
的本科,申请澳洲很容易

相对来讲,本科生申请比较困难,必须有相当的研究经历,并且有相应的赏识你,
push 你申
请的教授,才有可能成功.

(2)如果是硕士生,只要有够档次的论文,哪怕是没发表的,只要能证明你的研究
能力,
那么再低的GPA都无所谓, 本人GPA狂低,但是申请过程中根本就没有人跟我提过gpa

这里要讲一点,澳洲采用7分制,85+为7+,75+为6+
一般6+就是优等生,所以大家一般都符合……..

(3)澳洲的自然环境显然是公认的好,phd毕业了直接可以拿绿卡,然后就可以享受
本地的
铺天盖地的福利,义务教育,公费医疗,养老金, 讲师,程序员的待遇一般一年
有7w刀
。。。

(4)去澳洲的男女比例大大失调,女多男少, 富家女多,容易解决个人问题

(5)不必多说,每个专业的人都清楚世界上有几个强的小组。 就举一个例子, 可
以百度
"施正荣"这个人,当年去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学的太阳能电池,回国以后创业,现
在已
经纳斯达克上市了,中国首富之一,因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太阳能电池就发明在澳
洲。。

(6)澳洲只需要考雅思,我个人认为雅思是世界上最人性化的英语考试,与之相
比,ETS简
直禽兽不如!(我GRE,老托福,雅思都考过)

(7)具体的申请程序我会在下一篇文章里面详细写

2. 澳洲的大学

澳洲地广人稀,总共2000万人口,大学数量很少,也很少进行大学排名,因为综合
大学很
少,政府实行教育产业化,自费学生门槛很低,所以很多大学也不是以科研为主,
这也是
澳洲大学在世界上排名不高的原因。因为每个大学都有各自的强专业,也有各自的
软肋。
比如,悉尼大学非常有名,国际排名也很高,但是我的方向--凝聚态物理--在
悉尼大
学根本没人搞,只有几个搞理论的,而悉尼大学的天文学则是非常的强,一大帮人
在搞,
所以我套词的时候悉尼大学根本没人理我。 而新南威尔士大学就相当于国内的清
华,工
科相当强,我上文提到那个太阳能电池就是新南威尔士专门的一个系,它的理科也
不错。
澳洲国立大学相当于国内的中科院,综合研究实力很强,是澳洲大学在世界排名最
高的,
有的版本说16名,有的版本说23名,但是由于地处堪培拉,非常偏僻,往往很少有
人去。
。。阿得莱得大学曾经出过两个生物医学诺贝尔奖,但是这个大学别的方向似乎都
不是非
常突出。同样,也很偏僻

总之,选择澳洲大学得时候不要只注重国际排名,而是要注重你即将从事研究的方
向的小
组的实力,导师的实力,有很多牛津剑桥和美国名校的老师都到那边做教授的。而
所有学
校的综合排名都不高。 其他因素,像气候,自然环境,城市,也是考虑的因素之一。

所以澳洲没有什么诸如top10之类的学校,人们一般用"星级"来给澳洲大学归类,五星
级有8所大学,是澳洲最好的8所大学,这8所长期互相吹捧,自恃第一集团,而且
奖学金
也比较多,国际声望都不错,是申请的首选,还有几所四星级大学也有一些不错的
组,也
值得一申,其他的一般就最好不要考虑了这。

PS:其实我觉得四星级的最好直接无视掉比较好……

8所大学简称\"G8\" 他们分别是

澳洲国立大学(ANU) 墨尔本大学(Unimelb) 悉尼大学(USYD) 新南威尔士大学
(UNSW) 莫那
什大学(Monash) 昆士兰大学(UQ) 阿得莱得大学(Adelaide) 西澳大利亚大学 (忘
了啥缩
写了)

四星级大学有

麦考瑞(Macquaire)大学 激光专业比较强,还有会计专业,毕业了直接拿注册会计
师,这
个大学也是澳洲现在最有活力的大学,崇尚美式办学理念,其他大学大都式英式传
统,比
较死板
卧龙岗大学(UOW) IT比较强, 还有一个做高温超导的世界领先的组,教
授是中国人,这个大学离悉尼也很近
皇家墨尔本理工(RMIT) 不是很了解

3.申请的注意事项

澳洲大学的申请程序跟美国的申请程序大不一样,根本不是一个体系,这一点要格
外注意

(1)时间
首先澳洲在南半球,学期跟北半球错开半年,所以加入你是08年7月份毕业,那么
你07年
的7月份就要开始申请,deadline一般是8月31号,12月份来offer。 而12月份也是
大批美
国申请者刚刚开始寄材料的时间,所以两边可以同时申请互不干扰,澳洲申请失败
的话还
可以继续申美国。另外如果是系里的奖学金,往往没有入学时间限制,只要跟教授
商量好
,随时都可以入学。

(2)
澳洲的奖学金分三种:
政府奖学金:Endeavor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 Research Scholarship
(EIPRS
或IPRS)
是澳洲政府拨的奖学金,每年整个澳洲只有330个名额,澳洲政府统一评选,分配
给各个
大学的名额非常有限,G8的大学一般能分到二三十个,分到每个系,一般也就一两
个。四
星级以下的大学往往是整个学校只分到一个。所以这个奖学金竞争非常激烈,一般
如果有
实力拿这个奖学金的人都有实力去哈佛MIT斯坦福啥的,所以如果不是大牛的话就
不要对
这个报希望。一般申到这个奖学金的都是那些年龄比较大,发过一坨文章,工作过
几年的
大龄青年携家带口的过去读博士的。 申请到这个奖学金待遇很爽,来回机票,签
证费,
医疗保险都有,出门坐车都能享受半价

大学的奖学金: 由大学统一评选, 比如UNSW大学的UIPA等等,G8每个大学几乎都
设立一
个这样的奖学金,用来给申请IPRS失败的人。而这一点申请者不用担心分别申请,
因为申
请的时候你需要填同一个表格,如果你在所有申请者里面排第一,学校会帮助你申
请IPR
S的,如果申请失败,学校也会给你学校的全奖。 这个奖学金名额就稍微多一些
了,很多
人都能申请到系里的奖学金: 这个就相当灵活了,如果系里有钱,刚刚拉到
funding,往
往就会在主页上贴出来招学生,比如我今年申请这个就是,这样申请就很自由了,
不用到
学校还有政府统一评审,offer说来就来,没有固定时间限制。我的offer就是入学
前一年
就来了。。。这个奖学金也是最好申的

(3) 套词相当重要! 必须要套词!

这一点跟美国大学大大的不同。由于澳洲不看重gpa这些东西,看重研究实力,所
以他们
公开要求学生在申请之前套词,联系教授,必须跟教授联系好,商量好来了以后要
研究的
课题,写一个研究计划(research proposal),这样才可以申请。这个research
proposal就相当于美国的ps, 澳洲大学不要求ps,但是research proposal是必须
的. 所
以这一点很重要。由于澳洲大学侧重点比较分散,一般在选校的时候,与你专业
match的
学校往往不会超过五个,套词的时候如果有些学校的教授再不理你,那么往往最后
只剩下
两三所了, 跟这两三所的学校的教授一定要充分套词,充分交流,把即将研究的
课题讨
论差不多了。一般是你和教授一起讨论research proposal怎么些,你写一个底稿
教授帮
你改。改好以后就差不多了。一般如果有教授都给你改research proposal了,这
个时候
申请就已经成功了80%了,后面系里和学校里的评审就是走程序了, 因为教授会去
帮你说
话,声称自己必须招这个学生云云,否则教授辛辛苦苦跟你联系了几个月最后系里
不同意
,教授自己也很亏。所以即使offer还没来,如果教授答应要你,那么其实就已经
差不多
有底了。

而申请美国学校的时候,大多数学校都声称不欢迎套词,所以很多人都申十多所,
撞大运
一样,心理压力也很大,申请费也花七八千到一万。 澳洲的大学如果申十多所的
话,每
所都要跟教授讨论写research proposal,读一坨文章。。。那么会累死的。。。
最后澳
洲只需要申两三所, 有的学校甚至不要申请费,甚至雅思官方成绩单都不需要
寄,他们
会自己从数据库里面查。所以今年我申请学校的时候总共花了不到2000块。

所以,对于没有研究经验,没有论文的人,尤其是没进过实验室的本科生,哪怕
GPA再高
, 跟教授套词也没的套,因为你没有干过活。这样的套词信往往教授都不愿意
理,即使
理了,也会让你自己写research proposal…..

至于其他一些细节问题,都可以跟教授套词的时候商量,总之只要联系到了人,一
切都好
商量了,甚至你套词的时候没考雅思也是可以的,雅思没考够6.5也可以商量。一
切都事
在人为
※ 修改:·datouwawa 于 Nov 28 03:31:18 2009 修改本文·[FROM: 71.58.70.*]
※ 来源:·珞珈山水 http://bbs.whu.edu.cn·[FROM: 71.58.70.*]

>ligang2007 (岁月无声)谁是武大?

>发信人: ligang2007 (岁月无声), 信区: WHUCentury
标 题: 谁是武大?
发信站: 珞珈山水 (Tue Nov 17 22:48:48 2009), 站内

四年一梦,如今在北京,时常想到的却是东湖畔的珞珈山。当年我刚上大学时是个
十分激进的先锋派,浑身对世界的不服气,满脑满心的愤懑,真正是一个愤怒的青
年。从党国当局到武大领导层,从梅园食堂的饭菜到梅园六舍的房间,无一不是我
批判的对象。和俊哥、邹礼闲扯淡似地的激烈辩论,对个人自由、民主制度的浅薄
却是坚定的信仰~~

在那方寸之地,我乱七八糟地读完了一些书,大一时的尼采、罗素,还有不自
量力要去触碰的康德、黑格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看到吐还是要装着看下
去。。。张爱玲、托尔斯泰和鲁迅全集,也是那时候开始大规模阅读的,当然,最
喜欢的还是我至今仍然最佩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白
痴》、《罪与罚》,尤其是后来读了五遍以上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时,那是怎样的一
种心潮澎湃!看到陀氏说"人性是深不可测的"时那种近乎神圣的深邃。何德章老师
的历史感启蒙,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动态重构,还有,大一时候开始而现在早已飘
渺的暗恋。。。。。。

大二开始乱七八糟读起90年代的优秀文学,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张承志的
《北方的河》、《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长恨歌》,对才华横溢的
余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仍然记忆犹新,偶尔温习着金庸古龙温瑞安。大二下
开始的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桑巴特的《奢
侈与资本主义》,对维科历史哲学的初浅理解与尝试运用使我感到耳目一新。然后
是霍布斯鲍姆的"年代三部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还有三本厚达两千多页的剑
桥中国史,后现代主义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仍然记得美学原理课上邹元江老师激
情澎湃的挥洒,课上那针锋相对的讨论。我说"我认为人文领域真正的真理是不存
在的",他笑着让我对此观点展开叙述,我十分先锋派地拒绝了,声称我不想说,
然而对他的激情和胸怀的敬佩一直支撑着我度过大三时候最关键的抑郁期,后来经
历了一些辛苦后反而能够彻底敞开心怀……

大三开始上的课更少,思考了无数次考研还是工作,最后仍然未能确定,只得
继续学习。已经和宿舍的大鸟开始每晚在奥场跑五千米,跑到后来总是咬牙坚持坚
持,好几次腿都软了,看着他在前面,仍然坚持着跑完。想起那时候有了成块的肌
肉,还成为毕业之际面试时自夸意志强大的案例。那时候觉得要读一些文言文,于
是翻开感兴趣的《旧唐书》看了李世民,看了一本就再没看过,不敢跟人说我看过原
本的文言文史书。

开始在脑海里构造自己的世界史轮廓和中国史内涵,蓦然间对吴于廑先生写的
《<世界史>序言》由衷叹服,他宏阔而深邃的视野使我不倦地多次阅读一篇数万字的
序言。开始懂得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在说些什么,想着怎么样也要去上一下邓晓芒
老师的课。听着他在理学院三楼稳健地讲着康德,这位哲学史上的巨擘说"有兩種
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底唤起的惊异和敬畏就会日新
月异,不断增长,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心底的道德定律",心想这位德国的古板
老头子可真是无趣得很,把道德看得如此重要,后来知道这句话浓厚的宗教背景,
也明白尼采说的"上帝死了"在西方思想史上意味着什么……

俊哥大一时候就有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不知道他有没有读完,反正我是从
来也没有读过,从来对诗歌没有什么兴趣。我喜欢的是充满思辨性的话题,以及蕴
含狂热感情的长篇巨著。俊哥一来就让我读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
长篇文言看得我忍不住地犯困,我得老实承认,我是宿舍里最没有学术修养的人。
上过分析哲学徐明老师的一两次课,我得老实承认,我听不懂他的课,看不懂他指
定的教材,不过俊哥和勇哥是能够搞清一阶逻辑和二阶逻辑的,这点我一直很佩服
他俩。

大四开始已经无心读书,开始了我闯荡社会的尝试,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在
激情与颓废中用掉光阴。记得因为兼职太晚无法回宿舍,只得在未名湖畔的石凳上
躺着凑合了一宿,在校门口的草地上躲着秋风。那时候的勇哥,在积极备考北大的
研究生,他已经专心搞起伦理学,进入了我无法望其项背的理论领域。大鸟每天对
着电脑和使馆的签证官、大洋彼岸的老外讲英文,为出国做准备,他看着不像做学
术的,大学阶段自称误入了历史系,果然快毕业之际,他的历史知识仍然十分缺
乏,连武则天的真正老公是李世民还是李治他都不知道。不过他跟着心理学一起上
了很多课,修了很多心理学的学分,想靠着这个为出国研习心理学专业打下一点基
础。今天,他已经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其时,跟着徐明搞分析哲学的人也有一个
他。俊哥痴迷了一段时间的逻辑学之后,突然觉得特别没意思,毕业之际卖掉了一
批刘东作序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他之前,我也卖掉了手中仅存的这套丛书中
的几本。有人觊觎他的《管锥编》,俊哥二话不说直接拒绝:这书是饿死也不卖的……

最近武大发生很多事,陈龙二位落马,邓要出走……其实这些事以前也一直在发
生,只是最近有些频繁。赵林教授要离开又被劝回,鲁西奇的离开,我室友的离
开……更往前可以上溯至易中天的离开。这些都在使人们聚焦一个问题:武大怎么
了?武大还剩下些什么?

我一直想,这么多人谈论武大,到底武大是指什么?谁能够代表武大?谁能说
自己身上就是典型的武大人的形象?没人能打这样的保票。但我斗胆说一句:只要
是在精神上把武大作为自己的皈依,并一直努力去实践、去做好自己、过好生活的
人,都是真正的武大人,都能够代表武大。

武大的精神,是精研学术,向康德那样只对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负责,
像邓晓芒这样的学者;

武大的精神,是博览群书,阅历丰富,在每个学院都有一些切身的学习经验,
就像当初上文建东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不为名不为利的旁听也有无限的乐趣;

武大的精神,是自由挥洒的风度,是浪漫宽宏的人文素养,像深夜卧谈时和大
鸟对自杀问题的自由辩论,对权威的蔑视,对官僚习气的天然排斥;

武大的精神,是每个学院每个专业每个人对全面而健康的人格的修养,这个修
养来自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法学,甚至
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水利学、测绘学、信息技术……每个专业的思维培养了具
有不同思维方式的武大人,共同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东湖水,一座珞珈山,山
水相守,孕育了武大人植根心中的自由精神、自强意识。

如今我在北京闯荡,我一直努力明晰目标,扩展视野,让自己走得更远。我怀
着对生活本身的虔诚,希望不停地完善自己,达到自己所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这
个最高不是由金钱来衡量,也不是由地位来衡量,纯粹是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比
较,战胜自己永远是我最大的人生乐事。我相信,我也能够代表武大,代表一部分
武大的努力,或者,就代表我一个人,代表武大无数个可能中的一个可能。人生有
无限的可能,武大也是。

一个人走到哪里,都能自豪地说自己是武大人,那么,你的精神就是武大精神
的一部分,无数的自立、自强,汇成了武大精神。十一教的春哥引用过一位同学的
名言,我愿将之简缩为一句话,用来结尾:我是武大人,因为我把生命中最美好的
青春留在了这里。


如果有钱也是一种错,那我情愿一错再错。

>[转]邓晓芒:我与小凯

>这篇文章看后,对武大的情况思考过,但是无力中。更多的只能是从前辈们的经理里寻找自己的方向和努力的动力。

发信人: jiazhou619 (拉丁), 信区: WHUCentury
标  题: 邓晓芒:我与小凯
发信站: 珞珈山水 (Thu Nov 12 20:44:25 2009), 站内
 
[U]1982 年,我硕士生毕业,留在武大哲学系当教师,同年结婚。83年,我因晚婚(34岁)而被照顾分到了湖边五舍的一间16平米的结婚房,是那种三层的所谓”筒子 楼”。在走廊里生炉子做饭,一楼有一个女厕所,二楼有一个男厕所,三楼没有厕所;各层楼都有一个水房。我们住三层。我觉得够不错的了。同事送我一桶绿色油 漆,我把门窗全部油了一遍,又从建筑工地上拎来半桶熟石灰,凭以前做小工的经验加了几把盐,自己做了一个排刷,将几面墙和天花板刷得雪白耀眼,用我以前在 长沙挑土积下的7百多元钱置了一套简单的家具,就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自己的小家。那时我和妻子小肖都不怎么会做家务,生炉子生得满楼道都是烟,最后还常常灭 了,又要重生。煮菜也不大会煮,去食堂买饭菜又常常受气,菜贵不说,还难吃。有次我买了一份”萝卜烧排骨”,回来一看,只有一块带毛的大肉皮,没有半点排 骨,气得小肖拿去食堂退钱,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挺满意这个家的。首先是风景好,到处绿树成荫,屋后面还有一大片树林子,湖边的风吹来阵 阵清新的水气,各种鸟儿在树枝间觅食和嬉戏。再就是安静,住在这片的大都是青年教师,白天不是上课去了,就是在家看书做学问,除了中午排队打饭时食堂门口 传出鼎沸的人声,以及傍晚在几栋宿舍之间的空地上几个打羽毛球的人的声音外,其他时间整个周围环境和道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断续的蝉鸣声。
 
挨着湖边五舍的是三舍和四舍,距离我们也就三、四十米。几乎与我同时分到三舍住的是中文系的李敏儒,和他爱人小彭,都是我的湖南长沙老乡。他们的房子比我 们的更小,只有12平米,一楼,又黑又潮。记得那时常和他换工,到他们中文系或者我们哲学系借一辆三轮车去煤站拖蜂窝煤,一个踩车一个推车。两人都下乡当 过知青,劳动力强,拖个七八百斤煤不在话下。李敏儒后来远渡重洋去美国读博士,现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全家都成了美国人,但几乎每年都要回来 看看老朋友。易中天是稍后来到湖边四舍的,他早我一年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但工作问题和爱人李华的调动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到一切办妥时已过去一年多了。他也 是 12平米的房间,一楼。他们的小女儿贝贝挤不下,只好暂时寄住在中南财经学院的爷爷家。他们两口子也都是湖南人,李华虽然在新疆出生和长大,但祖籍是湖 南。我们三家除了小肖是武汉人外,都是湖南人,经常在一起聊天,连小肖都学会了长沙话。
 
大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湖边的”湖南帮”又加盟了一位大名鼎鼎的长沙人,这就是学经济的杨小凯,他也是住四舍,12平米。
 
我知道杨小凯已经很久了,但以前从未见过他。那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文革前就下放在湖南江永县的几千知青纷纷回到长沙”造反”,并且从传闻和大 字报知道,长沙市最有名的造反派就是一中”红中会”,他们的理论家是高中生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杨小凯。于是,凡是与杨曦光有关的大字报我必看,并对他的 见解钦佩不已。我们当时也在办一份知青小报《中毕红旗》,不是控诉性的,而是有一定的理论色彩,虽然在老百姓中并没有很大影响,但在杨曦光的文章中居然也 被关注到了,称为知青运动走向理论化的新动向。但后来就是”省无联”的倒台和杨曦光的被捕,听说他是逃到武汉,在长江大桥上被抓的。接着就是”中央文革小 组”全体出动批杨曦光这个”小人物”,相关的传单满街都是,印象中似乎每个人都讲了话,讲得最多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大意是说杨曦光的文章《中国向何 处去》决不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能够写得出来的,后面肯定有”黑手”。我当时不以为然,觉得这些人是不是太小看一个19岁的中学生了,同时又觉得他们这么 多大人物一起来批杨曦光,又似乎太重视这个小人物了,由此也就勾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想要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找来看一看。但哪儿也找不到。因为该 文作为大字报刚贴出来不久就被复盖了,我没能赶上看,后来就被宣布为”反动文章”,见不着了。然后听说杨曦光的母亲自杀(她原来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又传 来杨曦光被正式判刑10年的消息。
 
1968年,我们知青陆续返回到下放地,重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修理”起地球来,心情无比郁闷。有一天,我们大队知青造反派的头,人称”芋头”的,拿来一 份传单,神秘兮兮地把我们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让我们传看。我一看,这不就是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吗?我如饥似渴地读起来。文章还有点长,好像有一万多 字,主要是分析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以及在运动过程中每一步伟大领袖的战略考虑,再就是毛、周、刘等人之间的角力和平衡。我怎么也看不出文章有什 么”恶毒”和”反动”的地方,通篇没有攻击任何人,从头至尾都是在客观冷静地侃侃而谈,对形势和政治关系的分析头头是道,细致深刻,远远超出我们这些被运 动者的简单头脑,一切都是那么理性和有主见,从表面的口号底下揭示出隐藏的实质意图来。我想,也许这正是使那些大人物们感到恐惧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有杨曦 光这样的头脑,或者至少这样的人多一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搞不起来了。这篇文章让我感到极为震惊的,不是里面的具体观点,而是那种冷静旁观的理性分 析态度,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在我心目中,毛泽东是神,是只能服从、不能分析的,即使是善意的分析也不行。杨曦光的分析可以说还是属于善意的分析,隐约还 似乎为毛泽东的”巴黎公社原则”未能在”上海人民公社”中实现出来而感到惋惜。但他的这种理论上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把我彻底震住了,我如梦初醒,深深地为 自己以往的不动脑子、只凭激情而感到惭愧,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杨曦光那样,有自己的主见和分析,而不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呢?我和杨曦光同岁,为什么他 能做到的,我就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呢?
 
从那时起,我就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自我教育、自我充实和自我训练的不归路。我开始认真地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理论书,在漫长的农村生活和艰苦的农业劳动中,我 挤出每一点空余时间来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为的是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头脑。态度的改变是决定性的,我一下子觉得眼前豁然开朗,思想也变得深刻起来,能够在 当时那些表面的宣传口号底下发现某种不可明说的隐秘目的。与大多数人由林彪9.13事件才看清文革的实质和开始反思毛泽东不同,我是从1968年读到杨曦 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就已经跨过了这道门槛,所以对于1971年的林彪事件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反倒由此思考起中国几千年政治传统的必然性来。经过整整 10年的艰苦自学,在 1979年,我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同等学力”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专攻西方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但我没有一瞬间忘记了我与杨曦光这 一段未曾谋面的缘分。
 
可以想见,当我听说杨曦光也被刘道玉校长聘请来武大,并且就和我住在同一个湖边小区的时候,我是多么的激动!我迫不及待地和朋友们去拜访了他。在那间昏暗 的小房间里,杨曦光,现在是杨小凯,面容刚毅,偏瘦,但显得很结实,虽然说不上漂亮,但英气勃发,同时却又很谦和。说话的速度不快,偶尔还有点结巴,但思 路极为清晰。那时他刑满出狱已有五年,听说最初是湖南省出版局局长胡真看中了他的才华,想录用他,但当时的形势还不允许这样大的动作,所以暂时安排他在邵 阳印刷厂当校对。正是在邵阳印刷厂,他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吴小娟,两人谈起了恋爱。这桩恋情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小凯家可能嫌小娟是个普通工人,文化不 高;而小娟家对她找上个刑满释放的反革命也是耿耿于怀。我在见到小凯前就在长沙小凯家见过小娟,印象中是一位”冷美人”,脸上从不带笑。现在想来,她那时 可能正为她不为杨家承认而痛苦,其实她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后来小凯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但社科院因为政治问 题迟迟不敢要他,一直吊着。是刘道玉顶着”左”的巨大压力把他作为人才引进武大来,聘为经济系讲师,且分了一间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胆举动。
 
我们可以说是一见面就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夫人和小孩暂时还没来,他就天天在食堂打饭吃,傍晚就找我们和他打羽毛球,我和小肖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打 得满头汗,而他大气都不喘一个,显得十分轻松,上来试了几拍,我们就成了他的啦啦队。他打球又快又狠,准确潇洒,动作灵活,姿态优美,一看就是训练有素 的。他体格强健,身材匀称,据说从小习武,三四个人拢不了他的边。虽然这是听说,但有件事让我亲自领教了他的功夫。有一天傍晚我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从武大走 小路去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他去拜访华工的数学老师,我去看我的一个朋友。晚上返回的时候,我从朋友家出来,走了不多远,还没出华工校区,自行 车的链条断了,那时已经晚上九点半了,如果推着走回去,至少也得一个半小时,我想把链条修好,就在路灯下鼓捣起来。正在满头大汗地修车,这时小凯也从老师 家出来了,恰好碰见,问清了情况,就说,不用修了,我带你走。我说,你带我走可以,但是我这辆车怎么办?他说,我也一起带上。我大吃一惊,以为他在开玩 笑。因为我是一辆永久二八的大车,他骑的是一辆二六的小车,他要骑着小车带大车,后面还坐一个大活人,而且回去的路上是没有路灯的泥巴路,一般骑车都要半 个小时,能行吗?但我看他那种信心十足的样子,又不像是开玩笑,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坐上了他的车后坐。他就这样一只手扶车把,另一只手牵着我那辆车的 车把,带着我晃晃悠悠地骑行起来,但不久就平稳了。我一直提心吊胆,在黑暗中,只隐隐约约看得到前面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他像玩杂技一般同时保持着两辆车的 平衡,一直到家都没有出什么事,只是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他是由于用力,我是由于紧张。从此,我对他这种掌控自己身体和外部工具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并 且似乎也为他思想的那种数学般的精密找到了身体上的理由。他完全是用数学和逻辑操纵着他的身体在外部世界中的活动,同时反过来,他又是用极其具体的身体感 受在把握他思想中那些抽象的数字和公式,这样的人,真乃奇人也!
 
所以我很喜欢和他谈学问,虽然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我们都太忙。有一次我碰巧和他同路,谈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比较,他说马克思的经济 学现在已经过时了,大意是说,马克思用的是抽象法,抽出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比如”价值”,然后把它往一个一个经济学现象上套,解释不了的就用偶然因素添加 进去,视为对本质事实的偏差;但现在偶然因素越来越多,”偏差”越来越大,那个”本质”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用的是统计法,紧紧贴着现象来 找规律,建构起可操作的数学模式,虽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可以解决问题,并且随时可修正。我那时脑子里还满是形而上学,总认为不管怎样,马克思所 发现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律,是对一切经济学事实彻底理解的根据,如果像凯恩斯那样,把经济规律建立在人们那不确定的消费欲望之上,一个流行时尚就可以 改变规律,那还有什么真正的规律可言,只是碰运气罢了。不过我没有和他展开争论,毕竟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他说的那些概念术语,什么”边际效应”等等,我都 不懂,只觉得大开了眼界。记得当时只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如此相信经济学问题可以用数学来解决,致力于研究数理(计量)经济学这套东西,但它对 于中国的经济生活真的能够有作用吗?他沉吟半晌,说:相信将来是会有用的。我觉得我这一问可能击中了他的要害。在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计量经济学所要求的那 种统计,一切统计数字都有掺假的成份,而且经济运作也不是按照统计数字,而是按照权力博弈和潜规则,离他所设想的那种”规律”还无限遥远。当然我并不否认 他的数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实用价值,但我深知小凯的志向决不仅仅是当一个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而是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 设计蓝图。他骨子里是一个立志报效国家、振兴民族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
 
还有一次,他谈到他在牢里结识了几位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他的数学就是向其中一位数学家学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精英都在牢里”,他说。有一位被作为”反革 命罪”和他同在一起服刑的刘凤祥,原来是湖南工人报的编辑,极有才华和思想。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车间劳动,被机器轧断了一只胳膊,文革中再次遭难,先 判无期徒刑,后被枪毙,80年代才获得平反。小凯受他影响很大,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社会经验和历史教训。从牢里出来,他头脑里装着两种知 识,一种是可以定量化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另一种是人性的知识,包括哲学、伦理学、文学、宗教学和社会历史知识,他认为这 一类是通俗的知识,任何人都可以掌握而不须专业训练。他的这种划分我当然不敢苟同,因为我认为像哲学这种知识也需要长期的专业训练,如哲学史的训练。其他 人文社会科学也不能没有方法论的训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未经训练就可以进得了门的。文学创作则更需要天才。小凯的这种划分可能反映了他的一种偏见,一是他 不太瞧得起人文科学的学术性,二是他以为他只要愿意,也可以轻易成为一个好的哲学家或文学家。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这种猜测。
 
大约是1983年冬天,他通过著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办成了赴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手续。是否放小凯去美国,这在武大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 又是校长刘道玉力排众议,拍板放人。这事后来成了刘校长的一项”罪名”,但在全校教师心目中却为刘校长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在此之前,小凯已经把爱人小娟和 刚刚两岁的女儿小溪接来武大,而且换了一间好一点的房子,在北三区36家,16平米,还有两家共用的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离菜场和商店也近,不像湖边买东 西要走上二十分钟。更令人羡慕的是,他们还获得了一个煤气灶和一个每月可灌一罐气的煤气本,这是当时青年教师做梦都不敢想的。不过,他们享受这一特殊待遇 并没有享受多久。小凯远渡重洋之后,小娟一个人带着孩子,要自己做饭,又要上班,又要料理孩子,忙得焦头烂额,还要马拉松式地办理出国陪读手续。那一段时 间,我看小娟几乎都要疯了,有时请我们帮忙照顾孩子,她自己过汉口去办手续,整天来回跑,人变得又黑又瘦,家里孩子的脏衣服丢在地上,身上尿湿了也没时间 换。大概在84年夏天,她也有狠,终于把陪读的事办成了,临走前交待我和小肖帮她看房子,连同煤气灶、粮油证、副食品证等都给了我们。这等于是天上掉下来 的好事,我们一边祝贺她带着女儿去美国和小凯团聚,一边庆幸自己天无绝人之路。因为那时小肖也已怀有几个月身孕了,我正愁原来的筒子楼条件太差,孩子生下 来后连身子都转不开,现在我们居然有了两处房子,还有半个自己的厨房和厕所,以及点火就着的煤气灶,这样的好事哪儿有!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夫妇对我们的信 任。后来,我们两家常有信件来往。有一封信是小凯写的,说他现在正为是否加入基督教而苦恼,因为他不愿意和儒教断绝关系。后来就听说他最终还是入了基督 教。我想,在那样一个基督教社会中,不入教可能是难以和人家相处的吧。不过我总觉得,他的儒家情怀是深入他骨髓的东西,不是那么轻易可以摆脱的。
 
这年9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从妇幼保健院抱回来,就住在这间借来的房子里。房子在一层,虽然只有16平米,却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上山的小路,一个就直接 对着几米远处珞珈山那郁郁葱葱的满山楸树、樟树和马尾松,树影摇曳,鸟语声声。我们请了一位老家的堂侄女来帮忙,用小凯的柜子家具把这间房子隔成两部分, 外面部分放一张双层铁床,由小保姆住下边,上边放箱子;里面部分是一张大床,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张大床上,后来添了一张婴儿床放在大床边,给孩子睡;靠 窗子刚好还能放下一张书桌。我戏称我们的房子是”两室一厅”。小娟留下的粮油证,开始我们还帮他们攒着,后来看看他们可能不会回来了,于是就把油票都用 了,粮票用不完,就拿去和农民换鸡蛋。这样直到两年后,有关部门才把粮油证收上去,那时候粮票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得 到,也不贵。小娟还留下一只小木箱子,没有上锁。有次我偶尔打开看看,居然是小凯的一些手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他的文学创作手稿。我稍微翻阅了一下,觉得小 凯实在不具备写小说的天才,所有的人物都在发议论,对每个人物的内心都在进行分析。这种情况我因为自己就经历过,所以十分熟悉。我当年也曾尝试过写作,但 后来放弃了,我觉得自己过于理性,缺乏创作所必要的激情。但我知道,即使不成功,这些都是小凯宝贵的精神财富,记录着他某一个阶段的心路历程,于是我又把 一切放回了原处,细心保存起来。学校收回这套房子和煤气灶是在88年,那年小娟的父亲从湖南来,用一辆大卡车把他们的家具用具,连同那口小箱子都运走了。 不过在那之前87年,我已搬进了湖边九区一套一室一厅、带自己单独的厨房厕所和阳台的新居,30多平米,号称”鸳鸯楼”,并且分到了一个和小凯同样的煤气 灶,总算是从住房的困窘中摆脱出来了。我永远记得,是小凯和小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小凯再次回到武大来看我们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92年,我搬到了学校新盖的一套60平米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小凯第一次回来看我们就是在这套房子的客厅 里。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他拿出了一套他自己拍摄的照片来给我和小肖看,是拍的他在澳大利亚自己设计、自己盖起来的一栋很气派的房子。他说现在国外时兴自 己动手盖房子,看他说话的口气,颇为得意。这时他已拿到博士学位,被澳大利亚一所名牌大学聘为教授,后来又被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问起小娟,他说她现 在忙于带孩子,他们在国外又有了两个孩子。我看他满面红光,经常从事体育锻炼的样子,身体比以前更加强健了,心想在国外的生活和国内就是不同。我们都为他 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使我们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在国外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武汉大学居然只能由经济学院的院长私人掏钱接待,官方拒不出面。我想如果 还是刘道玉当校长的话,是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90年代,小凯经常在一些华文刊物上发表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研究和评析文章,得到了经济学界高度的评 价,常被引用。我想,就算他的经济学观点不被政府采纳,他这一片拳拳报国之心总是应该得到尊重的啊!谈到个人的收入,他似乎对国内大学老师现在的生活水 平,尤其是对当时还在实行的福利房政策羡慕不已。他以他那精于计算的头脑帮我算了一下,认为我现在的收入表面看来比不上他,实际上并不比他在澳大利亚少, 除了物价差别外,还有不少隐性收入。我甚至想,如果武汉大学现在要聘任他,他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应聘的。他后来还来过两次,每次我都是去珞珈山庄见他,顺便 给他带一本我自己出的书。
 
03年的时候,听说他生病了,我很吃惊,想不到他如此健壮的身体也会有病。但我想,他肯定会很快就好起来的,他体质好,也许是过度劳累,一时不适应,但恢 复起来应该是很容易的。过了不久,果然听说他病好了,我也放心了。在此期间,我收到过小凯入基督教会后在教堂所作的几次见证记录,谈他如何因为信仰上帝而 使自己去病消灾。对于我这样的无神论者来说,小凯的这些见证显得如此不可思议,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像他那样一个崇尚科学理性的人,怎么会如同一个普通老百 姓一样相信神的力量在自己身上的应验。当然,我也不能担保,如果我自己处在那样一种处境下,我会怎么做、怎么想。也许人骨子里都有自己幼稚的一面,只是平 时没有暴露出来,连自己也不清楚罢了。这种幼稚在世俗眼光看来是愚昧,但未尝不表明一个人内心深处还有某些单纯和天真的东西,它是通往善良人性的。我由此 对宗教的感召力无比敬仰,虽然我自己不信宗教,但我尊重和钦佩那些真正有信仰的人。去年我在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做访问三个月,悉心体会周围信众的 那种宗教氛围,我觉得这种氛围根本不是科学所能够分析和理解的,它是由每个人的瞬间宗教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例如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神学家之一潘 能贝格(W.Pannenberg),就是在青年时代一次强烈的宗教体验中决定皈依基督教的,那次他正从山上下来,突然看到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山谷充满 着金色的阳光,他被深深震撼了,感到确实有上帝在抚慰着他的心灵。我不知道小凯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宗教体验,但世界上多少杰出的科学家,饱学之士,在谈到上 帝时都是如此虔诚和幼稚,因为在上帝面前(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谁不是孩子呢?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信仰他的上帝。也许经过文革,我对那种盲目的、未经充 分反思的信仰已经绝望,对宗教式的祭拜仪式尤其不敢苟同。但我同情小凯的信仰,我不敢说,我这样的无神论者和他那样的有神论者,哪个的精神生活更可取、更 有意义。至少,基督教帮助他克服了儒家士大夫那种”遑遑如丧家之犬”的痛苦心态,能够平和地对待自己的命运,坚强地支撑起自己的独立人格,功莫大焉。
 
2004 年,我得到了小凯终于去世的消息,大感震惊。小凯已有好几年没到武汉来了,听说有时偶尔回大陆,也只到长沙看望90高龄的老父。我想他大概已经对武汉大学 的那种冷漠和不通人性深感失望,这些官僚们哪里有半点关心学术和国家前途的心,只关心自己的乌纱帽。但我一直还在期盼有朝一日小凯能得到武汉大学的承认, 只要他活得足够长久。可惜他已经活不到那个时候了。天妒英才,小凯可能是我的几个最有才华的同龄朋友中最早离开我们的。05年我在海南大学和萌萌、志扬一 起还在为小凯的早逝而感伤不已,谁知翌年萌萌也突然走了,也是得的肺癌。他们的父辈都活到了八、九十岁,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自己太优秀了,才不能见容于这 个庸人的世界。小娟在04年底曾带着她的小儿子到武汉大学来,住在我们家。那时我刚好到西南政法大学讲学去了,未能见着,颇感遗憾,是小肖接待的她。她来 武大,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老校长刘道玉先生。正是由于有刘校长,小凯一家的命运才有了决定性的转机,华人世界也才多了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的成 就,据业内评价,是足以获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但刘道玉这样的校长在中国也已经绝迹了,每次我在校园里碰到他,都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我无比怀念我和 小凯一起在湖边居住的日子,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虽然物质贫乏,但内心多么充实!我们那一代人,现在都已年届花甲,我们承受过民族的 苦难,但我们拥有这一段光辉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把自己拯救出来,我们没有白白地受苦。至于后来者将要如何造就中国的命运,那已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事了。 我们把我们一生的经验和智慧留给他们,但要由他们自己去回答和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像传递接力棒一样,将 小凯的这一问题传下去。
 
(完)


我们是上海特警,你们已经被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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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衙门”? ——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考 ——邓晓芒

>转载,约发表于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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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是"世界一流的衙门"?
——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考
邓晓芒

最近北京大学关于大学体制改革的讨论暴露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
题。我虽然没有加入这场讨论,但也冒出来一些思考,也许是目前人们一时还未来
得及想到,或想到了却未说出来的。

  首先,我之所以没有加入这场讨论,是一开始就对目前所谓大学体制改革的任
何方案都抱一种怀疑的态度。据我自己在高等院校中从教二十余年的亲身体验,中
国的大学体制最好的时期就是刚刚恢复高考的最初那几年。那时高校招生在很大程
度上做到了不拘一格,本科生的年龄限制很宽松,从十四五岁的少年到三十多岁的
父亲母亲都可以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简单平实,没有像今天这样专门出一些刁难学
生的选择题;评卷人都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且资深教师在学生特别是研究生
的录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对个别有天份但在政治或外语上差分的考生可以通过破
格的方式予以录取;重视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吸纳同等学历和自学成才,各种插
班生和作家班使课堂上充满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课堂纪律不算很严格,讲课效
果不好的老师,课堂上往往除了老师自己和三五个班干部外空无一人。那个时候很
少有什么报表要老师来填写,一个教师只要你埋头教书做学问,加上每个星期开一
次例行的会(政治学习),此外就谁也不会来管你。教师(特别是资深教师)的意
见,校领导还经常能够听到,也比较重视。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这一切都慢慢变
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潮使得每一年都有不同于往年的新鲜花样出笼,什么 "下
海"(留职停薪)、"创收",什么"学分制"(其实并没有真正实行),什么"三学期
制"(后又撤消),什么教分考评,什么打破"终身制"(但总是有特殊的保留),
还有争什么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点、博士后流动站、重点学科,评什么科研
项目、科研成果奖,在职称晋升、导师聘任、学位授予上也规定了一系列"硬指
标",什么"核心期刊"、"权威期刊"、"权威出版社",什么"校级奖"、"省部级
奖"、"国家级奖",什么"校级项目"、"省部级项目"、 "国家级项目",还有什么
"评聘分开"、"待岗分流",又如最近两年的什么"合校",等等。学校建制最开始只
有校系两层,中间的科、处两级(卫生科、财务科、学生科、教务处、研究生处等
等)虽然是官僚机构,但毕竟直接具有服务功能,现在却已发展成庞大臃肿的一堆
烂肉。拿我所在的学校来说,在"合校"(四校合一)之后,就有系、院、部、校四
级,有的"院"其实就是原来的一个"系",而"部"级的设立更是荒唐透顶。当时绝大
部分教师都反对设"部"一级,校方的解释却是:这一级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级别,
而是为了工作方便而设的一个联络机构。但实际上,多一级建制就多一批不干实事
而专门制造麻烦的干部,教师的意见要能上达学校领导就多一层障碍。当时我就
说,这不是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而是"世界一流的衙门"!但根本没有人听。所
以时至今日,教师每周所接到的各级发下来要填的报表成倍增加,而教师所能反映
上去的意见却微乎其微,即使反映上去了也石沉大海。最近十来年,对教师的思想
控制的确不像以前那么严了,许多思想禁区已被打破;但对教师的行政控制却如无
形的绳索越来越紧,每学期甚至每堂课都要"达标",要像小学和中学那样制定每堂
课的教学进度,还有巡视员和监督员随时来查看。教师对于招博士生这样的事都没
有起码的决定权,连博士生考试命题都必须按照教务处和研究生院规定的格式,不
能出本专业方向的卷子,只能出二级学科的卷子(如考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就不能
考专门的"德国古典哲学",而只能考其他几个方向的博士生共同考的"西方哲学
史")。校方将这些做法美其名曰"规范化",试图将全校"规范"成一部精密运作的
庞大机器,教师则变成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抹掉任何个人的或学术方向上的突出
特点。这种状况对于一个力求向上爬的官僚来说也许是赫赫"政绩",但对于具有活
的思想和创新意向的教师来说则无异于一口棺材。目前我国大学职工中教师所占的
比例大约是三分之一,而他们对大学建设的发言权则更是几乎等于零(除非你顺着
领导的口径说)。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自上而下地产生出符合教学规律的真正
的大学改革呢?

  因此我以为,如果真正要想对大学体制进行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换思路。当
前大学体制改革的关键不是在如何"管理"教师和学生上想出一些整人的点子,而是
限制和削弱大学行政领导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人为干扰,真正突出教师作为大学教
育主体的作用。八十年代初大学的新气象正是由于当时的行政部门还没有今天这么
"完善"、分工还没有今天这么细致,许多"漏洞"还给教师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留下了
一些余地。也许,当时的大学领导还有一点尊重大学教育自身规律的认识,知道大
学的发展不能拔苗助长,而必须创造适宜的环境让其自行生长。今天的大学改革则
正在朝着当年京剧改革的"样板戏"方向发展,即领导出点子、出观念,政工干部来
操作,教师(演员)听摆布。这一套程序在操作层面上其实是很适合于理工科的一
套思维方式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今天大学的领导层多由理工科出身的人来担
任,而大学的"重理轻文"已成为默认的基本法则了,因为理工科出身的人自己的思
想较少,能够不走样地贯彻上级的意图。如我们学校几届领导在办学方针上最为强
调的都是一个"学科建设",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是"学科建设"?后来通
过长期观察才悟到,所谓学科建设就是多搞几个硕士点和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
站,再就是搞出一批"跨学科"和"边缘学科"的专业来,也就是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
下多增加学科数,这样填表报上去显得好看,有成绩,学校的 "地位"也就会得到
提高,校领导本人也就有望升迁了。所以,与"学科建设"比起来,"人才建设"或
"教师队伍建设"历来都排在次要地位,"学科建设"是既不用提高教师地位(以免教
师"翘尾巴")又可以提高学校地位的一种最简便最省事的方法。谁能挖空心思拉出
一个山头来,通过行政手段调配一帮人马,谁就得到重视,而在本学科学有专攻的
教师则长期默默无闻。所以多年来我们有了一大批空壳子"学科"(说"空"不是指无
人,而是指无学),优秀教师的大量外流却成为阻挡不住的大趋势。硕士点、博士
点越多,硕士、博士的水份就越多,现在研究生导师的水平大大下降,而每个导师
所带的研究生人数却反而成倍增加,论文指导和答辩完全成了走过场。至于学术腐
败、抄袭剽窃、权学交易、行贿跑点等等人所共知、人所共愤的恶劣现象,则只不
过是教师和学问本身在学校里没有发言权而导致的副产品。不尊重学问的地方必然
就会崇拜权力、崇拜金钱、钻营关系、玩弄手腕。

  由此来看北大的这场"改革"(有人已直呼为"伪改革"),就可见症结在于它仍
然是立足于官本位立场而对知识分子的变相整肃。就拿最激起民愤的"末位淘汰制"
来说吧,其实如果真是由有学问、有名望的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机构来全权聘任教
师,这本来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在国外、甚至在我国五四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凡
是没有接到聘书的都是"末位淘汰"出局的,没有听说引起过什么风波。然而在现行
体制下,按照什么标准来"淘汰"教师就是一个极其复杂而险恶的问题,它将使大部
分教师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之中。因为在官本位的前提下,保住自己的
位置决不只是凭借学术水平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何况今天的"学术"本身就已掺杂了
非学术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从许多"权威"学术刊物和"国家级"大奖都向政治需
要倾斜可以看出)。所以可以预计,其必然的后果就是大批骨干教师不得不比以前
更卖力地进行急功近利的关系学钻营和政治投机,更彻底地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而
依附于权势,并在教师之间造成更尖锐的人际矛盾。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现行体
制就不需要改革,而只是要说明,在总体的现行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作任何部分的
改革都是一种伪改革。为什么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国外的东西也引进了不少,高
校改革的规模也够惊人的(如"合并"出了一批巨无霸式的大学校),人们还是觉得
现在高校改革比任何其他领域的改革都要落后呢?主要就是该改革的不改,不该改
的瞎折腾。国家耗费大量财力、人力和精力,只摸石头不过河,所有的尝试都被付
了"学费",到头来还得老老实实地从原点开始。但时至今日,到底什么是我国高校
教育中的"原点",恐怕没有几个人清楚。其实这个原点就是对"文革"中发展到极端
的"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极左原则的"拨乱反正"。

  与西方的politics(城邦事务)不同,中国的"政治"历来就是帝王和臣僚的
"为政""治民"之术,这种统治术一开始就和思想教育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就是说,
中国传统的政治虽然以军事斗争作为其最高体现,但在日常却是以通过教育来收拾
民心这种方式维持的,所谓"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所谓依靠"两杆子"
("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教育从根本上来
说就是政治教育("政教"),即教人服从有权势者及如何为当权者效力。在先秦的
"百家争鸣"中,凡"显学"如儒、道、墨、法都具有强烈政治色彩,其余兵、农、
名、阴阳等等则自觉不自觉地依附于政治并融入了政治之中而成为其适用的工具。
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使最重教育的儒家学说占据了官方学术的
统治地位和"独尊"地位,而且正式把一种政治思想兼道德教育的学说单一化,变成
了一种"术",即统治术(人君南面之术)。唐代开科举,宋代把理学经典固定为
"八股"模式,越来越使文化教育与政治统治、学问研究与与官僚培训结成了一体。
由此可见,所谓"政治挂帅"、"四个第一"和"××为政治服务"等等说法,并不是极左
思潮的首创,而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习惯思维方式。"五四"以来中国的激进思想
家们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但就是这种思维方式(除了蔡元培先生的几声呐喊外)
丝毫也未受到触动,反而变本加厉,尤其成为教育领域中理所当然的体制模式。如
果说,这种模式在民族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革命战争年代曾起过切实的政治推进作用
并参与造就了民族振兴的起点的话,那么时值今日,在中国日益走向世界并对民族
文化和精神创造提出了更高要求的时代,将一切社会生活和精神生产都紧紧捆在政
治这个固定的基点上,就是阻碍社会发展和束缚精神生活的不智之举了。而一旦政
治本身也由于深陷于腐败的泥沼而失去了自己的根基和原则,那就免不了使依附于
它的各种要素更加分崩离析、乱作一团,而教育部门过去由于紧靠政治而沾上的庄
严神圣的光彩也就黯然失色、斯文扫地了。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极左思想受到了一定的批判,而代之以"教
育为人民服务",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有了一定的分工,甚至政治本身也成为了一
门"学问"(政治学)。然而在体制上,我国数十年(其实应该说是数千年)一贯的
政教体制不仅没有丝毫松动,而且还进一步有所加强。教育领域里改革的滞后不过
是整个国家政治领域改革滞后的表现,反过来,教育体制改革的真正实行将是政治
体制改革的一杆标尺。正如政治体制改革的要害是限制政府对社会一切事务的绝对
权力一样,教育体制改革的要害也是限制行政部门对教育事业的无所不至的干预。
在这方面,欧洲大学教育的起源也许对我们有某种借鉴和启发作用。如果不算古希
腊柏拉图的学园的话,西方近代的大学最初起源于中世纪的"经院",这种经院虽然
不能说完全不受政治的干扰,但至少与世俗政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直接用自己
的神学和哲学理论研究为教会服务的。到了十三世纪,早期市民社会兴起,开始有
了不仅面向神职人员、而且面向世俗社会的大学,其中除了教授通常的神学和哲学
(形而上学、逻辑、辩证法)之外,还教授法律、修辞、诗学、语言学等世俗学问
("人文"科学),并从中培养出了大批"人文主义"的学者。这种大学一开始就具有
某种与生俱来的"自治"性,它们不是服务于某个政权的,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的,
但本质上则是自由探讨学问的场所,不是服务于任何人的(而这一点又是由于它们
的神学背景所决定的)。当然,当时的人文学者不一定都出自于这种大学,有许多
人文学者都以自己是"自学者"而自豪;但在那个时代的总体人文气氛中,大学无疑
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使散漫的人文学术得到了一定的规范化(不是行
政上的"规范化",而是真正学术上的规范)。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大学从充
当"神学的婢女"的经院学术中蜕化为中世纪神学的反叛者,成为人文思潮的中坚和
实验室,而这一过程并不是什么政治行动,而是纯粹的学术探讨的结果。反观我们
的教育体制改革,即使是学术评价标准的转换这样纯粹学术上的问题,也根本不是
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背后当然也隐含有利益分配问题),就可见文
化差异所造成的教育理念上的隔阂。

  通过这种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
个孤立的教育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机构设置、规章制定的技术性操作问题,而
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因此,教育体制改革的前途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
展,在现行政治体制尚未有真正突破性的改革举措的情况下,教育体制改革本身是
没有任何希望的。但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在政治体制中毕竟是一个最为敏感和
得风气之先的领域,所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许恰好要以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作
为突破口。在连现代大学都还俨然是封建衙门的情况下,谈何政治体制改革?